郝柏村这个名字，在大多数人眼中看起来寂寂无名，事实上，郝柏村过去曾在蒋介石身边6年，还曾受蒋经国赏识。

1965年，已晋升“金门防卫部中将副司令”的郝柏村接到蒋经国的电话，要他到台北士林官邸，等到见到蒋经国以后，郝柏村才明白，蒋经国是要他出任蒋介石的侍卫长。

“选我做侍卫长，我想他当然有培养我的意思，因为过去的侍卫长一般都是浙江人，而且很少有过带兵的，没什么当过师长、军长的人来做，我是个例外，既不是浙江人，又带过兵。”

图|郝柏村

不过侍卫长虽然挎着中将军衔，但本质上干的还是蒋介石军事秘书的角色，负责蒋介石与他家人的安保工作还，还要承担士林官邸“大管家”的职责，负责“衣食住行”等等事项。

在蒋介石身边的6年，成为郝柏村人生重要的经历，也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了蒋介石，退休后的郝柏村致力于研究蒋介石在八年抗战期间的日记，并出版了60万字的著作。郝柏村也是公认的最有资格解读蒋介石日记的退休军事“将领”。

郝柏村的抗战经历

毫无疑问，郝柏村曾亲身经历过八年抗战。

1935年，16岁的郝柏村初中毕业后，因家境紧张，考入了不需要学费的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经过初试、复试后，郝柏村被录用为军校第十二期学生。

抗战全面爆发后，军校加快了他们这一批学生的教学进度，郝柏村与多数的同学一起，于1938年初提前毕业，蒋介石出席了他们的毕业典礼，并且特批了他们10天假期，郝柏村回到家后，与父母做了短暂的告别后，启程踏上了疆场，自此以后，他没有再见过父母一面。

也许是有先见之明，郝柏村在离开家之前，同家人拍了最后一张合照，成为了他一生的念想。

图|广州战役要图

1938年10月，日军采取南北对进的策略，扑向了广东省，企图从广州湾登陆，郝柏村作为黄埔毕业生，参加了国民党军第四战区的部队，在广州抵抗日军的侵略。

郝柏村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这一段抗战的经历，印象颇为深刻：

“那时候我们同日本人作战，是真正的作战，机关枪打在地上，像雨点一样，火花都爆起来。我在旁边，然后就流血了，但是我们还接着拿枪对着打。”

因为国力上的巨大差距，抵抗日军侵略的战斗异常惨烈。

在参加完广州战役后，郝柏村调到了贵州炮校学习，后曾任炮兵第十二团二营中校营长。参加过皖南战役，后来还跟随孙立人率领的中国远征军三十八师赴缅甸作战。

图|郝柏村全家合影

因为参加过抗战，郝柏村对许多抗战时期的经典歌曲耳熟能详，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

“那时候到处都会唱，全民，无论男女老幼都会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都会。”

就在郝柏村在前线与日寇血战时，在家中的父母先后离世，因为战事频仍，回家奔丧也成为一种奢望。

令郝柏村印象最深刻的是，据父亲说，母亲在去世时，一直喊着他的乳名，郝柏村听后，心中不胜伤感，他依稀还记得，1938年军校毕业后，他回家看望父母，在门外连续敲了很长时间不见人来开门。

事后母亲还埋怨他：

“为什么不喊妈妈开门？”

言犹在耳，而人却不可得，郝柏村的心中升起无限的伤感。

图|郝柏村

尽管郝柏村沾了黄埔的资历这块牌子，但事实上他能够在国民党军中被提拔，主要还是依托了关系。

国民党军中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的顾祝同与郝柏村都是江苏人，两人算得上是老乡，郝柏村后来回忆，虽然顾祝同在军校从来没有教过自己，但却对自己很是照拂，还曾对他说过“你跟着我就行”。

1948年5月，顾祝同接替陈诚担任参谋总长后，就把郝柏村提拔到身边，担任参谋总长办公室上校参谋，这一任职也成为郝柏村后来能平步青云的关键。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夫妇乘坐专机“美龄号”起飞来到台湾。

同一天，郝柏村也从成都起飞来到海南岛，一个月后，他又从海口起飞，到了台湾。因为行程匆匆，他甚至都没来得及跟家里人说一声。也就是从那天开始，郝柏村同家里弟弟妹妹都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93年，郝柏村才同家里人取得联系，直至1999年赴大陆探亲，家中亲人已有多人去世。

图|郝柏村任蒋介石侍卫长期间

郝柏村在仕途上崛起，也是在蒋介石当局败退台湾以后。

时隔多年以后，郝柏村在接受吴小莉采访，被问及：

“怎么样评价自己戎马倥傯的一生？“

郝柏村笑着回答：

“哎呀，我自命是“双一”老兵，什么叫做“双一”老兵，一无所长，一事无成。”

蒋介石日记中的抗战

因为郝柏村有过抗战的经历，所以在读到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所写的日记时，才会有着更深的体会。

“1941年是抗战内政，外交变化最大的一年。既是独力抗战的最后一年，也是中美英联盟作战开始的一年。”

1941年年底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双方爆发了太平洋战争，而中国也在这一年等同于进入轴心国联盟作战，名正言顺的接受英美的物资援助。

郝柏村自己就参加过远征军作战，对那时战场的苦恶印象深刻。

图|中国远征军旧照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军队虽然有很大的牺牲，但经过了滇缅会战后，不仅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溃，英美对中国军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以提升。

但郝伯村却从蒋介石日记中注意到了一点：

“抗战联盟作战并非是一帆风顺，蒋介石时时感受到中方受英美轻视。”

就在参与战略讨论计划，中方虽然是作为盟友之一，但几乎无发言权。

1941年1月至3月，英美双方在华盛顿召开参谋长级别的会议，双方共同确立了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方针。英美两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观点是：

“尽管日本参加了战争，我们的观点依旧是，德国仍是头号敌人，打败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德国一旦失败，则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将随之而来。”

图|通过滇缅公路运输给中国的抗战物资

更为关键的是，苏联对英美“先欧后亚”的观点也十分赞同，因为在欧洲，苏联是抵抗德国法西斯主要的国家。

“先欧后亚”的战略，自然遭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反对。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对此项事记载颇多，甚至于他还把说服美国改变“先欧后亚”的战略当做是后续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任务。

1942年6月12日，蒋介石致电外交部长宋子文，并要他转告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要求他在下次太平洋作战会议中提出中国方案：

“总盼军事会议对盟国整个战略作一确切检讨，接纳我方建议，迅速改变‘先解决德国后解决日本’之战略。”

不仅如此，在后来的几年时间中，蒋介石不断地通过外交途经，希望美国能够改变“先欧后亚”的战略，甚至于在1942年年底，派夫人宋美龄到美国去演说，积极争取美国民众的支持。

宋美龄在美国几次演说，成功激起了美国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图|1943年，宋美龄在洛山矶旧唐人街演讲

可美国铁了心支持“先欧后亚”的大战略，对宋美龄在美活动十分不安，由于美国政府担心宋美龄的演说可能会动摇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还在私底下授意他的幕僚，要疏远宋美龄，并几次向宋美龄建议，希望她能离开美国。

尽管蒋介石政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并没能迫使英美国家改变他们的想法。

从战略的考虑上来讲，“先欧后亚”的战略并不能说错，从事实发展来看，“先欧后亚”战略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可必须要承认的是，“先欧后亚”实际上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的。

罗斯福后来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还谈到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役的贡献：

“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郝柏村也认为，蒋介石在整个抗战时期，对事情的判断不能算完全错误，但也并非是事事正确。

图|蒋介石与蒋经国

蒋介石在抗战时期过分依赖西方英美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却认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主要靠中国人民自己浴血奋战。

事实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

尽管中国在整个二战期间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并且争取到了一定的国际地位，但在西方列强眼中，中国仍然不过是一个弱国，是为他们的利益可以随时牺牲的对象。

侵犯中国权利的《雅尔塔协定》

1945年2月4日，美国、英国、苏联三国在黑海北部克里米亚岛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召开会议，商谈战后制定新的世界秩序以及列强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

在会议上，美国为了减少在太平洋战争中士兵的伤亡，争取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两个月到三个月内对日出兵，于是在不经过中国同意的情形下，达成了对苏联的部分条款，牺牲了中国的权利，其中《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和苏联的部分条款如下：

一、外蒙古的现状必须予以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图|雅尔塔会议“三巨头”

尽管协定中还单独列明了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但却没什么太大用处。

罗斯福为了美国的利益，毫不犹豫的出卖了中国，并在事后要求中国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

蒋介石尽管知道这是一件极其屈辱的事，但是为了争取英美苏三大国的支持，蒋介石还是在6月27日派出以宋子文、王世杰领衔的代表团赴莫斯科。

一见面，斯大林就摆出了十分蛮横的态度，将与英美签署的《雅尔塔协定》的文本抛出：

“你们和我谈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只能以这个文件为依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宋子文虽然已经预料到了此行的艰难，但没想到这样一个场景，双方似乎在地位上，从一开始就不是对等的。

“弱国无外交”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经过几轮谈判，苏联方面做出一定让步，比如在协议措辞上可以适当柔和一些，可以不使用“租借”，而且可以在中长铁路以及旅顺、大连等问题上做一定让步。

但唯独对外蒙古，苏联却表现出了极其强硬的态度。

苏联之所以在外蒙古问题上如此执着，从斯大林的话中就能看出。

蒋经国后来在他的日记中提到，在正式谈判之前，蒋介石派他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赴莫斯科。

当着斯大林的面，蒋经国问了一句：

“苏联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

斯大林毫不掩饰地说：

“苏联之所以坚持外蒙独立，完全是出于军事战略的观点。苏联不允许周边出现任何直接与其接壤的强国，哪怕是现在即将战败的日本、现在已经强大的美国，还有暂时未统一但未来有可能强大起来的中国。外蒙古就是苏联的军事战略缓冲区。”

苏联的强硬，使得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同意，为了自己面子上过得去，蒋介石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

“在外蒙举行全民公投，以投票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图|斯大林

蒋介石的决定让宋子文愤怒，他很清楚，如果自己签了这份条约，就会成为千古罪人，所以他干脆连招呼也不打，带着蒋经国就回到了重庆，事后宋子文向蒋介石递交了辞职报告。

蒋介石也没有办法，只好授意王世杰代表国民政府签署《中苏友好条约》。

王世杰也是打落牙齿和血吞，回来以后，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王世杰被国大代表骂的狗血喷头，可他不敢说，这个条约是在蒋介石授意下签署的。

签署条约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6年1月5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地位。

虽然条约中还有一条“在外蒙举行全民公投，根据投票结果决定是否承认外蒙独立”的条款。但事实上自清末以来，中国已经逐渐失去了对外蒙的实际控制，除1919年北洋政府派干将徐树铮出兵收复外蒙以外，再无其他动作。尽管中国已经在事实上失去了对外蒙的控制，但在1946年以前，从未承认过其独立。

关于蒋介石放弃外蒙古独立，在当时有许多人并不理解，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就曾提到：

“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团认为非得向苏联做出超过需要之外的让步不可。即使从英国的观点来看，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是能够不让步的，美国的国务卿贝尔纳斯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联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

图|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曾同苏联几次协商外蒙古的主权，均未成功。

1950年初，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讨论苏联援助以及外蒙古主权问题，但受到冷落，不得已之下，为争取苏联援助与支持，中方声明承认已成为既定事实的外蒙古独立，换取苏联归还中国旅顺军港、大连行政权和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等一切苏联根据旧条约在中国获得的一切权益。

邓小平后来曾对美国总统布什说过这样一句话：

“雅尔塔协议把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陷我们于极其不利的战略位置。”

图|郝柏村与儿子郝龙斌

2013年10月14日，已经94岁高龄的郝柏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

“蒋介石一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接受了《雅尔塔协定》。”